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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时代的失败者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1:17:27 阅读: 来源:硅酸盐厂家

无意中听一位女孩跟另一位女孩说:坐公交车去上班,能会是成功人士吗?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。

为什么以前的人不是这样认为呢?

蒋经国回忆:曾有人送给老师吴稚晖一辆人力车,那时候,人力车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凯美瑞吧,吴当即令蒋经国拿来锯子,将车子的两根拉杠锯掉,然后哈哈大笑,把这辆没有拉杠的车身抬到书房里。他懒洋洋地坐了上去,说:我现在有了一张沙发椅了!接着他又说:一个人有两条腿,自己可以走路,何必要别人拉?

那时候的人,无非是吃饱饭种好田,免饥寒抗交迫,望升官盼发财,出志士搞运动,怀才情写诗赋。

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奇士韩衍,生活清贫,有时穷得靠典当衣物度日。高语罕回忆说:先生家住百花亭,一室萧然!他被刺时,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家徒四壁,瓫中只余糙米三升。韩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戏称为:讲地狱学,作天台游。有一年春节,他在绿云楼贴出盘古第二,乞丐无双的对联。

为什么以前的人可以生活得这么潇洒呢?无他,价值理念决定的,在传统的社会里,无钱无势的人不一定是失败的人,宗教、宗族、行会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意义感、存在感的天地。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、革命者、手艺人、庄稼人、猎人,他们可以自得其乐地度过有尊严有成功感的一生。

以前的人,可以有很多种比较方式,比如说我不跟你比钱,我画画比你好,我比你有文化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的评判标准变了,变得单一,变得面目全非。现在全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,只有一个标准,就是财富。教授们比讲课费多少,画家们比卖一幅画多少,手艺人们比制作一个工艺品卖多少钱。如今所有的价值全部都要折现。

他们说,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叫消费主义的时代,消费是什么?没钱能消费吗?

如果按现在的标准,很多大师级人物都活得很失败。

比如傅斯年,晚年的傅斯年出长台湾大学,因家贫买不起好烟丝,他是把劣质烟拆开,把烟丝放到烟斗里抽,过过瘾。同在台大外文系教书的妻子有一回还不得已借钱买米。傅斯年对夫人说: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,十多年来,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,而我死后,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,我对不起你们! 要知道,傅夫人的母亲曾广珊,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,胞兄俞大维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。

比如启功先生,解放后的启功, 每月只有30元的生活费,居无定所,先是借住在杨姓姨母家,一住就是三年。时间最长的是借住在内弟家,竟达二十年之久。内弟家在小乘巷,借住的是寓舍两间,各方一丈。一丈十尺,三尺一米,各方一丈,不过十八平米多一点。他在《卓锥》诗中描写道:片瓦遮天栽薜荔, 方床容膝卧僬侥。僬侥是古书上的小人国。1976年启功为三年前作的《鹧鸪天》加了一个补注,透露出:老妻已多年未有完整衣裘,次年始制一外衣,又一年遂逝。只此一裘,即为附身之物,痛哉。

这样的事例在学者身上还有很多,难道他们没有赚钱的本事,当然不是,那时候的人,就是有大视野、大境界,不因穷苦而弃其所学,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物质的拥有,而在于文化的追求和呈现,在于精神的满足。

罗韬兄在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人时说:怀念从前的学者,他们都不甘于当时,而别具幽忧之怀。在政治专制的时代,容易产生这种气象,亦能产生大着。倒是市场专制的时代,学者不甘于当时的气象少了,他们做市场专制之下的顺民而甘之。近年畅销书繁荣而杰作寥寥,学者的气象与底蕴,也有所不及。在单一的批判标准下,在价值理念迷失的当下,学者哪来的大气?他们自己也迷失了。

至于普通的我们,更是悲哀,因为能够成为成功者毕竟是少数,绝大部分人会被划归到失败者的行列中。我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人的失败,而是这种文明形态,这种价值理念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失败的,从而丧失尊严、丧失在这种形态的文明中发出声音的底气。

室内盆中的炭,已渐至灰烬,在这个寒冷的冬天,思考着我们身处的环境,簌簌如窗外欲飘的树叶,充满深深的寒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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